阮经天加入我们论坛了？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会员名：阮经天台湾，我很激动！我想请这位会员发言确认一下，您是否就是大明星阮经天呢？
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如果您不是，我们也同样欢迎，能与明星同名也是一番幸事！
强烈要求阮经天现身
强烈要求阮经天现身呵呵 就是不肯出来哟！呵呵 看到阮经天，总有一种亲切感。
我堂弟呀，呵呵
来吧，别害羞，都是自已兄弟，就冒个头吧。
阮经天不算什么，阮凤斌36岁当昆明市副市长了
他是阮氏后人的楷模，向他学习，向他致敬！抗倭名将阮鹗
阮鹗的沉浮枞阳县境内的山北麓，有一座墓园。墓园虽然久未修缮，却气势恢宏，正中为墓室，墓室以下的两旁，从半山腰至山脚，分立着手持笏板与令牌的文臣武将，还有汉白玉雕凿的石象、石马、石羊、石麒麟等。在当地，过去一直流传着一个错误的说法：那是阮大铖墓。其实，墓里安葬的不是阮大铖，而是阮大铖的曾祖父阮鹗。 据清末曾任安庆敬敷书院最后一任山长（院长）的阮氏裔孙阮强等续修的《阮氏宗谱》和史料载：阮鹗（1509—1567），字应荐，号峰，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都御史、浙闽巡抚。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浙江沿海一带经常遭受倭寇洗劫与骚扰，敌人侵占岛屿，杀人越货，为害甚烈。当时还是浙江提学副使的阮鹗，敦促诸生习弓矢，练阵法，准备进剿。时隔不久，忽传盗警，杭州戒严，城门紧闭。数十万民众逃至城外，哭声震野，而杭州守城官兵以防倭寇乘机袭击为由拒不开门接纳。阮鹗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为官本在为民，奈何坐视而不救？”于是不顾同僚劝导，执剑督开武林门，令辎重在左，妇孺在右，依次而入。吃饭时，“兵卒更番传餐，而公则自饭于马上”，整整用了四、五天时间，方使避难的乡民全部进城。百姓感其恩德，焚香祝天：“安得阮公开府以活百姓耶！”之后，百姓又在武林门外建生祠，以彰其德。不久，倭寇又来袭扰，阮鹗亲率诸生壮士出城迎击，斩杀者甚众。
丙辰春，阮鹗调任广西右参政，正要就职，恰逢台、省上报奏章，举荐阮鹗文武兼备，抗倭有功，可大用。于是将其擢升为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浙江。其时，倭寇勾结内奸徐海、陈东率匪兵三万余围攻乍浦，阮鹗多方募集勇士，突围破阵，并潜兵夜袭嘉兴临平山，方解乍浦之围。倭寇遂调转兵力于桐乡，加紧围攻县城。阮鹗料有此举，连夜拼杀进城，他手持宝剑授令知县金燕说：“吾走，则汝斩我，惟汝亦然。”他死守城头，招募冶者“煮铁汁灌城下倭”，与官兵浴血奋战四十余日，为总兵胡宗宪诱杀徐海、陈东赢得了时间。阮鹗随后又督兵乘胜追击，收复仙居，奇袭舟山岛，使倭寇受到了重创。
阮鹗任福建巡抚时，倭寇依然猖獗，为保障福州百姓安全，他移师洪山桥，坚垒防守。其时闽军闻寇丧胆，临阵即溃。阮鹗上任伊始，募兵壮，造战舰，强加操练，以重振军威，故不轻战。不料却遭御史宋仪望弹劾，奏其懦怯畏敌，糜费储饷，图谋不测。朝廷轻信此言，将阮鹗去官解京下狱。阮鹗为官，勤政爱民，深受士民拥戴，途经浙江时，杭城百姓纷纷往岳武穆祠为之祈祷。他带兵，以身作则，“公行军身衣白袷，或臂印而出，或策骑而前。士蓐食则各掇其釜，上饭少许尝之，饱则挹田中水荡口即行”。他爱士卒，“戚继光部兵梁庄时，有一人角中而立，从后曳之，惊见公，顿首，劝无蹈死地。公拊继光曰：‘死地我不畏，所爱者，汝良将耳。’光感奋所至，愿捐躯报公”。阮鹗骁勇善战，“兵不及额，饷不及时”，然“小战则小胜，大战则大胜”。被逮后，福清陷，福安陷，兴化陷，路过兰溪，听说倭寇围攻福宁，仍同官兵直扑倭垒。“火光中望见公红羶白号带”，倭寇惊呼：“浙江阮门提兵亲至矣。”不等天明，纷纷“夺渔舟以遁”。
从后来的李春芳《右佥都御史峰阮公鹗墓志铭》可见，阮鹗之所以蒙冤，一是由于与赵文华、胡宗宪等主抚策略相左，因而受到掣肘；二是后来在福建抗倭捷报频传，“上大加奖异，奈何忌之者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饷，肆为萋菲，风闻论列，遂被逮至京”。
然而，《明史》的编纂者不辨黑白，捕风捉影，污其惧怕倭寇，敛刮民财，被劾罢官。而其实他是主战派，功勋卓著，遭主抚派嫉妒而削职，是为冤案。阮鹗不仅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战功卓著。后来，其伯子自仑、少子自华多次刺血伏阙上书，“大司徒马公森、大司马霍公冀读而悲之，合疏陈功状，趣两省台使者勘报”，终在隆庆年丁卯月昭雪平反，官复原职，不料阮公竟在这年去世，享年仅五十有九。万历四十二年，皇帝又下《谕祭文》，命直隶安庆知府连继芳宣读。全文如下：
维尔才足投艰，忠期报国。文事必先于武备，内忧克底于外宁。自历轩，遂持节钺。开门纳逃奔之众全活独多；血战保孤危之城折冲更著。肤功已奏于两浙，流言忽起于八闽。三锡未终，百龄奄阻。铜标裹革，谁明薏苡之诬；华表归魂，尚抱松楸之恨。属鲸波之久宴，乃马鬣之新封。爰有加笾，慰兹宿草。英灵不昧，飒尔来歆。
现在，其高度足有丈余，制作精良，镌刻有《谕祭文》的御碑仍矗立于墓园正前方。御碑左右，原有两尊巨龟驮碑，亦刻有铭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文革摧残，现已坍圮，仅留陈迹。
阮鹗不仅是明朝一代明宦，也是崇尚王阳明“心学”的学者。他早年师从明嘉靖年间礼部尚书、著名学者欧阳德为师，对“心学”颇有研究。离京回乡九年，在桐城东乡（今枞阳县）聚徒讲学，孜孜不倦。且著有《礼乐要则》二卷、《枫山章文懿公年谱》二卷。现存《心问》一文，内容崇尚王阳明“心学”,极具哲理与研究价值。
阮大铖是奸臣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人，明万历末进士，官至光禄卿，南明弘光朝官至兵部尚书。才华乱飚，被朝廷“双开”期间，百无聊奈，自编自导戏曲以自遣，一不小心，竟操成“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清修《明史》入“奸臣传”。
崇祯二年，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拨乱反正，万象更新。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被斥逐，阮大铖因党附魏氏而名入“逆案”，今所谓“***集团”，被朝廷“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官籍，削籍为民。这一年，阮氏四十二岁，正当盛年，一夜之间被洗白，自然很不甘心。当时，正值满洲铁骑横行关外，关内也是流贼蜂起，阮氏避居南京，但雄心不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图谋东山再起。这种事，局外人也许无所谓，但局内人却很有所谓。于是有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复社名士，共草《留都防乱揭》，也就是“大字报”，贴上街头，要逐他出留都南京。签名者竟多达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黄宗羲。阮氏曾试图巴结复社名士侯方域，为他包养名妓李香君买单，目的是通过侯公子化解往日恩怨，求得复社名士的谅解。但李香君不买他的账，复社名士更要穷追猛打落水狗，弄得阮氏进退失据无计可施。转眼间，满洲铁骑入关，挥戈南下，江山变色，朝廷易主。复社名士作鸟兽散，各奔前程，或隐居作遗民，或出仕事新朝，但追忆故国旧梦，说到痛打落水狗阮大铖，仍引为生平快事。
可以想象，阮氏彼时彼地何等狼狈。清初戏曲家顾彩甚至认为，阮大铖后来在短命的南明弘光朝东山再起，大搞打击报复，闹得朝野乌烟瘴气，是被复社名士的意气所激。顾氏序《桃花扇》：“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据孔尚任《桃花扇》，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历史剧，南明弘光朝，仅驻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即手握重兵数十万，扬言百万，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天堑，如南宋那样偏安百年，但却被南明士林官场的党争内讧玩完了。
读明末遗史，我也有此同感。明末士林多尚意气之争，严君子小人之辨，在野结社，在朝结党，党同伐异，互相攻讦，形同水火。据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万历后期，就已有齐、浙、楚三党与东林抗衡。各党借朝廷考察推选京官外官阁臣之机，排挤异己培植党羽。东林党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有“清流”之誉，影响日盛，以至后来成为“阉党”首恶的崔呈秀也曾求入其党，但东林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坚拒其请。各党之间矛盾日深，有些矛盾分歧，也许不乏君子小人是非邪正之争，但更多的却是意气之争，争的是闲气，无关宏旨。后来，甚至为宫廷内部的家务事，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也聚讼纷纭，各执一词，纠缠不已。而东林势盛，“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这个“党”，非今日政党之党，而是“朋党”之“党”，利益集团是也。
天启初年，东林党独大，“觝排东林者多屏废”， 而所谓“邪党”更被一一排挤出局。阮大铖原来并非“邪党”中人，他与东林党左光斗为同乡，左为都御史，国家高干，曾推荐其为吏科都给事中，却为执掌铨秉的东林党赵南星、高攀龙所阻，欲用魏大中。魏大中虽为人刚正廉直，但因与高攀龙曾有师生之谊，难免不让人怀疑高氏有任用私人的偏心。虽说举贤不避亲，但在明末士林结党成风的具体语境中，产生这种怀疑非常自然。阮大铖是否作如是想象，文献阙如，不好妄加推断，但自此以后他与东林分道扬镳，却是史有明文。阮氏后来寅缘宦官如愿以偿，遂投靠魏忠贤门下，与东林为敌。魏氏原来也是局外人，他与士林各党皆无甚利害关系，也不偏袒任何一党。三党为顷东林，结成政治同盟，相率归魏氏，并以“东林将害翁”为口实，说动魏氏翦灭东林党。魏氏正是利用士林各党的矛盾，不仅罗织罪名将东林党一网打尽，也将三党势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最后满朝文武皆供其奴仆驱使。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者也。
今人论及明末士林结社与官场派系，多以“清流”之是非为是非，东林党既有“清流”之誉，则反东林党者非小人即奸臣。这显然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事实上，东林党人固然多君子，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左光斗等领袖，文章气节，足以震动一时，但反东林者非皆小人。黄宗羲《汰存录》曾引夏允彝之言曰：“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夏氏乃明末士林党争的局中人，言必有据，非想当然耳。然士林清流大多偏激浮躁，自居君子，而斥异己者为小人奸臣，且好为危言高论走极端，既不给别人留余地，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缺乏雍容大雅的气度与和衷共济的精神。邹元标曾试图打破门户之见，《明史》本传谓：“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但不能为同党中人理解，至被讥为首鼠两端。东林党人之高自标举唯我独尊，精神可嘉，但不能广结善缘，结果是为林驱鸟为渊驱鱼，众多不得志于东林者，相率归附宦官魏忠贤。即以阮大铖而论，他阿附魏氏并非有意为恶，不过是出于为个人政治利益考虑的机会主义。而且，走宦官路线是明代后期官场司空见惯的现象。万历朝的名相张居正，就是与宦官冯保内外联手，击败前任高拱并取而代之。而东林党排挤三党，也曾借助宦官王安的一臂之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官场上的政治策略，无可厚非，但何以阮氏走宦官路线即成不可原谅之罪恶？而且，阮氏既非魏氏死党，也非“阉党”首恶，最多不过是同流合污的爪牙。
事实上，此公深知官场之风云变幻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在魏忠贤时代，表面上俯首贴耳曲意逢迎，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据《明史》本传，阮氏每谒魏忠贤，辄厚赂其门人，还其名刺，以免留下巴结宦官的证据。魏氏不过暂时得势，他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他两度请假乞归，在官日前后不足半年。如此首鼠两端，无非是怕陷入太深，更怕趟“阉党”的浑水，日后被东林党人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崇祯元年，宦官魏忠贤被斥，阉党领袖崔呈秀乞归，时局尚不明朗，阮氏给京中挚友杨维垣寄去两封奏疏，其一专劾崔、魏，另一同劾崔、魏与东林，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魏忠贤，而翼以崔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他传语杨氏，若时局大变，上前疏，如未定，则上后疏。总之，是见机行事看风使舵，无所谓原则操守可言。这种官场心态，明末文人多有之，非阮氏一人而然。他们逢场作戏随时俯仰曲学阿世，事后又作天真无辜状，谴责奸臣当道一手遮天，而自己则是一时糊涂误上贼船。或谓中国士林愚昧，其实这正是他们的世故。
阮大铖深谙这种逢场作戏的官场世故。所以他在削职为民后创作的戏曲，几乎皆是喜剧，场面热闹妙趣横生，既无徐渭式的骂世主义，也无汤显祖式的悲观主义，而是所谓“错误的喜剧”。剧中充满“误会”、“巧合”，好像人生的种种矛盾种种冲突，皆由“误会”而生。这是否为阮氏心迹的表白？东林党与他的矛盾冲突乃一场误会？不得而知。孔尚任《桃花扇》写杨文骢为其游说复社名士侯方域曰：“圆老当日曾游赵梦白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只为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与之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击，大肆殴辱，岂非操同室之戈乎？”这种事后辩解，当然不能服人。阮氏之党附魏忠贤，为其爪牙，虽事出有因，但绝非为东林内援，则毫无疑问。这里有明末士林党争的背景，也有人在官场不得已的苦衷，更有古今士林人皆难免而在明末恶性膨胀的根性。其实，包括有“清流”之誉的东林党在名利场中，也出了不少翻云覆雨的“伪君子”，这在阮氏看来，无异于五十步之笑百步。张岱曾谓：“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张氏乃当时见证人，所言自有道理。但我们今日读阮氏的《春灯谜》（又名《十错认》）、《牟尼合》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我相信东林诸君子的人格，绝不可能为中饱私囊而拿政治原则个人清誉作交易，但在明末士风堕落学术腐败吏治腐化的大环境下，谁还相信你廉洁自律出淤泥而不染？魏氏这一招也真夠狠毒：贪官污吏人人憎恨，既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当年东林党招权纳贿的罪状，以圣旨名义昭告天下时，不明真相的民间百姓也许还拍手称快。否则魏忠贤何以因诛东林而得到民间士庶拥护？据《明史?阉党传》，浙抚潘汝桢之在西湖为魏氏首建生祠，乃“徇机户请”。机户，就是今所谓“工人阶级”，普通百姓而已。假民间百姓之名，而行阿谀奉承之实，这本来就是文人政客惯用的伎俩。
魏忠贤虽不幸而为文盲，赌场失意，不惜自宫，以人生为赌注。但他不是弱智。集体献媚的全国运动，是否真代表士林民间的心声，我想魏氏一定心知肚明，偷着乐。他是真正看透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士林的劣根性。士林中人虽好读书，圣贤书，但读书不一定能增长智慧，何况是迎合“体制”的读书？八股取士造就的读书人，能如东林诸君子者本来就是风毛麟角，而东林又多意气书生，宜乎其被一文盲宦官玩于股掌之间也。
看了明史你会生气，皇帝不是皇帝，文人不是文人，怪不得老毛生气 希望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也能加进来，O(∩_∩)O哈哈~ 如果他了解到我们的站，一定会加进来，呵呵 6楼的历史搞个电影出来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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