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法制鼻祖 文明先驱
皋陶，《五帝本纪正义》云：“皋陶，高姚二音”，又称（书）咎繇、皋繇、咎繇，皋与咎、陶与繇古音相似通假，现通称（书）皋陶。皋陶事迹主要见之于《尚书》、《史记》及《钦定四库全书》等。《史记·正义》云：“皋陶生于曲阜。……尧禅舜，命之作土。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而集历代史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称：“繇……忠信疏通，勤而敏事，渔于雷泽，虞帝求旃以为土师。繇一振褐而不仁者远，乃立狱狱造科律听狱执中，为虞氏而天下无冤。封之于皋，是曰皋陶。……卒崩于皋。”大体上叙述了皋陶的身世业绩。其墓地在今六安市东开发区皋陶村内，六安也因之有皋陶之誉。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皋陶是少昊氏后裔，生于公元前21世纪，为上古东夷集团一个氏族领袖。因不堪战乱等原因率部落迁徙来六，历经尧、舜、禹三代，为“大理”、作“士”，平正天下罪恶。他是中华司法鼻祖，是德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皋陶文化是儒学源头，皋陶是李姓等30多个姓氏始祖。
皋陶是中华司法鼻祖
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已存在奴隶制，随着私有财富不断积累，进一步加速了阶级分化，这就使得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皋陶作刑与这一历史时代密切相关。
当时，洪水泛滥，天下汹汹。部落首领，各行其是。在部落内部，由于饥荒，造成“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失序，黎民涂炭；在部落之间，战乱频仍，兼并加剧，不仅成批杀俘，还肆意杀死奴隶、活埋奴隶，甚至搞人祭、人殉、野蛮地吃人，以致出现鲧、欢兜、共工、三苗“四凶”作乱。其中三苗更以残酷的手段虐待人民，用阴险的权术反对尧舜，阻止大禹治水，破坏部落团结。皋陶在协助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经过认真考察，认识到没有一种强制的办法，很难克服种种障碍统一进行治水和取得成功，因此建议制定一系列规则来约束部落首领和人们的行为。诚如马克思所言：“罪犯不仅生产犯罪，而且还生产刑法”。所以在洪水平定之后，皋陶奉尧之命作刑，并被“封之于皋”——六安。
根据《尚书·尧典》和《皋陶谟》，可见皋陶作刑的内容是：
“象以典型，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
关于“象刑”的含意，历来有两种解释：一为施刑于画像，令罪犯目睹；二是异衣冠章服。这是由于皋陶对三苗等的残酷手段深恶痛绝，认为必须宽以待民。既要使罪犯本人知过改悔，又要让他以此为戒而不敢犯。故虽有杀、鲸、劓、耳刂、椓之刑名，但不是实做，只是象征性地实施。这种刑罪带有氏族制的古朴性，“本于爱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淳朴，事简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通典卷165·刑事》）
“流宥五刑”是对应当施以伤残肢体的肉刑的一种宽宥，即判处流刑。史载“流共工，放欢兜、窜三苗、殛鲧”。流、放、窜、殛都是对流刑的不同称法。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古代的鞭刑是两种不同的刑责工具。唐代孔颖说：“官刑鞭扑俱用，教刑唯扑而已。”扑刑是对于“不勤于道业”的学生施以扑责。《国语·鲁语》说：“薄刑用鞭扑”，体现了皋陶使人“明耻”、改过的用意。
“金作赎刑”，即缴纳重金属（铜）来替代刑法。当然其使用范围是有限制的，否则共工等也不至于被流放了。
皋陶在实施这些刑法过程中，发觉只讲宽有许多不足之处。如三苗得到宽赦流放，竟不思悔改，反而不断煽动，致使苗民不断反叛。这使皋陶十分震惊，他从大禹治水疏导与堵截并用受到启发，多次进行修订，使刑法宽严结合：对于偶尔的过失犯罪尽量宽大赦免（眚灾肆赦），而对于那些怙恶不悛如三苗、鲧则处以死刑（“怙终贼刑”），当然，在实施刑罚时一定要慎重（“唯刑之恤”），方保证治水工程有序进行，并使三苗部落归顺。
《左传》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即对于抢劫罪、贪污罪、杀人罪要处以死刑。可见皋陶制订的刑法，一直到春秋时期还在流传。从历史典籍看，皋陶是最早的一位法官，也没有人在这之前作过刑法和根据刑法来判案（只有一些奴隶主和部落首领有古老的“神判”和随意性很强的作威害民的残酷手段）；当代法国著名法学家达维德也说，中国法律起源于公元前上古时期对苗人的征服过程中，所以，皋陶作为中华司法鼻祖是确凿无疑的。
司法鼻祖皋陶对我国刑法发展所作的贡献除了制订刑法，主要还有：
（一）改革刑审制度
上古时期最初的审判属于神判。传说皋陶初始用独角兽审判嫌疑犯是否有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神判是被广泛采用的。这种刑审制度在比较法制史上称为触审制度。
由于触审常导致冤、假、错案，容易罪及无辜，所以皋陶断然废除了这一制度，“方施象刑”，使刑事审判由神断变为人断，并为后世以证据定罪的科学的刑审制度奠定了基础，是刑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确立罪与罚的原则
1、执法公正。皋陶执法的指导思想是“惟明克允”（《尚书·舜典》），益和稷赞扬他“施象惟明”，他自己说要“五刑五用”，明确地表达刑分五等，罪有轻重的刑治观。他第一次提出了刑与罪的关系，要求按罪治刑。《白虎通·圣人》说“听狱制中者，皋陶也”；大文豪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写道：远古时孔壬犯下大罪，宽厚的尧曰“宥之”三，而刚正不阿的皋陶则曰“杀之”三。由于皋陶执法公正严明，他的时代才被誉为“民各伏得其实”（《史记》）和“天下无冤”的盛世。
2、从轻量刑。皋陶第一次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和“宥过无大”（《大禹谟》），即对于疑罪案可以从宽或从缓定罪，对过失犯罪，无论多大，可以宽恕。他总是“惟刑之恤”，慎用重的刑罚，尤其是死刑。为此，他还特别规定“流宥五刑”和“金作赎刑”，使罪犯能够有机会避免那些残酷的刑罚而痛改前非。其目的在于避免错杀好人、造成错案、铸成冤狱。皋陶的“宁失不经”的观点，也是一种慎罚思想。
3、同罪不同罚。“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及“宥过无大，刑故无小”，表明皋陶在量刑时不以罪犯的客观罪行为唯一依据，即使客观罪行相同，在考虑到偶犯和累犯、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以及是否悔改的区别之后，判决就不一样。
4、处罚罪犯不要连累其后人。鲧被杀之后，他的儿子禹仍是部落联盟的首领，皋陶仍是殚精竭虑帮助大禹治水，而且禹还因治水有功而接替舜成为最高领导人。可见，禹并未因为父亲而受株连。
（三）重视教化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有过激行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晓之以理，不听教化，再绳之以法。“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们懂得并恪守最基本的几种关系，使人们彼此亲睦，互相谦让，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实现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赞皋陶：“汝作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五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尚书·大禹谟》）
在各国议会联盟第96届大会上，议联理事主席苏鲁尔说：“法制是文明的关键”。皋陶在原始社会末期，即“明刑弼教”彪炳史册，确是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
皋陶是德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尚书·大禹谟》）李仲立教授指出：皋陶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皋陶是德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一、 主张立德修身
《史记·夏本纪》：“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这是皋陶同禹等大臣与舜研讨治国方略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实行德政。在《皋陶谟》一开头他即阐明“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以及“慎厥身，修思永，叙九族，庶明励翼。”因为他深知惟有天子能够立德，谋略才会实现。所以治国者当注意修身，修身应坚持不懈。方可使九族敦厚和顺，众贤勉力，政通人和。在一次庆功会上，舜称赞诸臣，皋陶说：“应该把国君的教导记在心里。国王处处作为臣民的表率，百兴就振兴起来，事业就会获得成功。”并唱道：“国王圣明啊，大臣贤能啊，诸事安宁啊！国王庸弱啊，大臣懈怠啊，政务必定败坏”。（《大禹谟》）舜知道皋陶在赞美之中亦不忘晋言修身立德，极为嘉叹，遂再拜答谢：“对啊，我一定谨记在心。”
二、 首倡知人善任的标准——“九德”
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核心是国君要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并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意即：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性情温和而能立事，质朴而能尊贤，有才而能敬事，谦和而有主见，正直而不傲慢，具大略而能务实，果敢而不鲁莽，刚强而不任性。那时，社会尚处于向文明过渡时期，人们大都停留在自发的本能状态之中，只有极少数的贤能能够从前人经验中吸取知识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九德”上面的九个字：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是指一个人先天的个性，而每种个性都有其缺失，这些缺失就要靠后天的修德来补救，那就是下面的九个字“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这是针对九种个性所提出的治德方向。皋陶主张，每个人都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努力提高品德修养。他认为，在九德中能具备三德者可以做卿大夫，具备六德者可以为诸侯，天子如果能合三德六德并用之，许多功业都能够建成。
三、 大力整顿民俗
当时，部落林立，号称“万国”，信仰繁杂，习俗不一。皋陶认为要使许多部落、部落进一步融合起来，必须提高心理上的认同感。他没有采取血腥的战争，而是施行德政，进行革新和整顿。
1、兴“五教”。皋陶把“五刑”置于辅助“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的地位，普施教化，就是从教育入手，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让人学会分清是非，从而遵守刑罚制度。舜对兴“五教”十分重视，特命契在学校负责推行。皋陶又立下对不勤奋学习的学生施以扑刑的薄刑，以保证革除旧俗，并使“五教”深入儿童心录。
2、定礼仪。皋陶在兴“五教”的基础上，规范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伦常关系，又致力修订“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种人分别应该遵从的礼节，使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办好政务。同时，皋陶还为婚葬等约之以礼：吉礼即祭祀之礼。敬祀天神、地祗、祖先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信仰，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凶礼就是丧礼。禅亡、哀悼死者乃人之常情，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亦属传统之礼；宾礼是部落与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系“饮食、男女”之礼，饮食之礼能够起到和睦亲近的作用，男女之礼包括成年的冠礼、笄礼以及嫁娶之礼，以提高成年和婚姻的社会责任的意识。
3、亲“九族”。所谓“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既包括父亲的亲属部落，也包括母族和妻族婚姻关系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联盟的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必须紧密团结亲属部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形成核心力量，才能保证联盟的稳定性。因此，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皋陶兴“五教”、定礼仪、亲“九族”，在制度上、文化上、习俗上进行整顿和革新，使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及生活行为趋向文明，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加强了部落之间的联系，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促进国家的产生，促进人类走向文明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四、忠心辅佐
《尚书·大禹谟》记述禹对舜的一番讲话，高度赞扬了皋陶，意思是说自己的德行不及皋陶，也没有皋陶的贡献大。皋陶经常思念德政，解释德政，迈力推行德政，使德行布于天下。皋陶用德去治理民众，民众服从他、归附他，请舜帝要想念皋陶的功劳。
在对待谁做舜的继承人问题上，突出地表现了皋陶的高风亮节。他和大禹是舜最得力的两位助手，都有资格继承舜位。但不论是选择哪一位，都必须得到另一位的支持，不然就会出现动荡，甚至让黎民遭殃、生灵涂炭。皋陶不仅在舜前表示：大禹治水，功侔天地，继承王位，非他莫属；还在九州部落首领集会时，要大家“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史记》）；大禹继位后，淮夷部落对禹有不满情绪，他多次巡视江淮，宣讲大禹功绩：“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一心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乐业。终使淮夷畏威怀德，一致拥戴大禹。皋陶为开创华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勋。
五、强调德政宗旨“在安民”
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客观效应就在于民心安定。“好生之德，治于民心”。（《大禹谟》）他一再强调并身体力行：做官的要给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使庶民感受到德政的好处，这样民众才会怀念他，国家才能安定，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也不能防止部落首领作乱，才能不怕巧言令色的坏人，不必流放苗民，从而使国泰民安，天下大治。
可见皋陶不仅是德政的倡导者，还是一位卓越的实践者。他以自己的智慧、谋略和各种建树，为以德治国谱写了光照千古的序曲。
皋陶文化是儒学源头
世界各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聚会时发表宣言，宣言中有一句已成为到处传扬的名言：“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和谐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到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那儿去寻思想。”
儒学如此令世人瞩目，它的源头何在呢？随着皋陶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尚书·皋陶谟》处处闪烁着儒学的光辉，皋陶文化是儒学源头。当然，经过夏、商、周的大动荡，阅尽人间盛衰治乱的孔子，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必有新的发展，其理论亦必有新的建树。
《皋陶谟》是舜、禹、皋陶等人在一起议政的记录。如前所述，它详细地记录了皋陶一系列的谋略，堪称皋陶治国安邦理论和实践的结晶。细察皋陶理论的核心是“安民”，即要给人以恩惠；再纵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一部论语“仁”字共出现218次，处处体现孔子对人的关注。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仁”的含义是“爱人”，亦即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立是成立，即具有独立人格。达是发达，亦即发展。就是自己要成立，也要帮助别人发展，这是一个兼顾人我、群己并重的原则，即使在今天也应该肯定。己立己达，这是个人的权利。立人达人，这是个人对于社会的义务。“仁”是一个既肯定个人应有的权利又重视个人对于社会义务的基本原则。足见孔子对人的本质和价值极为尊重，思考极为深刻。相比之下，可见“仁”源于皋陶的“安民”而又较之更充实，更精深，更崇高。
孔子的“为政”观可以从《中庸》里记载的孔子答鲁哀公的一段话窥见一斑。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即：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在于任人得当与否。选拔人员要看这个人本身是否合格。当然，从来没有天生的完人，要靠修身、教育；而修身要靠道，修道要靠仁，仁就是要用人心对待人。在仁中最重大的事情是亲亲，因此要重视血缘关系，做到男女有别，夫妇、父子有义，义是合理的。在义中尊贤又是最大的事。因为只有尊重贤者使居高位，事情才能办好，社会才能安定。所以，亲亲的亲，尊贤的贤都应该确定等次，并把这个等次用具体形式规定为若干仪节，就是礼。这样，礼是形式，而仁义是内容。仁义礼三者是一个整体，为政者不可偏颇，必须全面实施，方能济世安民，实现大治。
在此，孔子不仅阐明了为政、任人、修身等问题，并且阐明了孔子的重要，仁的发展，仁的体系，可谓本末兼具，精确完善。
孔子还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为政》）、“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后儒又发展了孔子这方面的观点，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即：格物、谦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延伸出儒学的“内圣（心性修养）、外王（德政事业）”之道。当我们历史地、本质地看待儒学，惊叹其精深浩瀚之际，难道看不出《皋陶谟》涓涓细流，潺潺注入？
孔子的尚贤主张同样受到皋陶知人善任的影响，并有所发展，而成为历代儒家提倡清官反对贪官的传统。
《论语》记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此处“直”即指有德的正直的人，“枉”指无德的奸佞之人。要获得民众的拥护，必须进贤退佞。即实行贤人政治，则民众拥护；实行奸人政治，则民众反对。孔子还说：“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说明实行贤人政治，还能净化风气，促进文明。孔子不唯尚贤，更深谙尊贤之道。子路问他：“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答：“范中行事尊贤而不能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可见孔子深知尊贤在于用贤。否则，贤能的人因为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而怨恨他，无德无才的人因为被看不起而仇视他；这样，怨仇交集，尽管他不愿遭受灭亡之祸，可是能办得到吗？
春秋末期，旧制度迅速崩溃，名存实亡的社会现象每每出现。孔子常对名实相悖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社会的混乱是由于“名”与“实”的混乱引起的，因此提出要“存名正实”。孔子的这个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对齐景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段话。意思是说，做君的，要像君的样子，为臣的，要像臣的样子，父亲应该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从而去匡正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在孔子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名无所措手足。”（《子路》）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正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正政”，是为了纠正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面，以维护西周政权和名分等级制度。这种主张，在历史激烈动荡的时期，遭到冷遇、抵制和批判，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从更广泛的意义去仔细发掘，就不难见到它浅蕴的合理内核；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任何一种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各就其位、各守其职、各尽其责，才会出现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定才会使社会发展。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安定，人民团结更是我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探讨“正名”的来龙去脉，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而“正名”的老祖宗，当数皋陶。如前文所述，他在舜前陈述方略时晋言：必须整顿五种伦常关系，制订五种等级制度，施行五种不同刑罚，惩处五种犯法罪人。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才卓有成效地辅佐了尧、舜、禹三代，使上古社会由愚昧混沌状态步入有序，开始走向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从以上分析，已明显看出：《尚书·皋陶谟》在为政、安民、修身、任人、伦理诸方面为儒学提出了最初的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皋陶文化是儒学源头。
皋陶是李姓等始祖
只要是华夏子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加入何国国籍，也无论你贵为帝胄巨富，还是一介布衣，都毫无例外地关注着自己的“根”、自己的血缘关系、自己的难以忘怀的家园。印尼归侨、著名传记作家张永和先生撰写的《李光耀传》载：李光耀先生以他辉煌的政绩受到尊敬和景仰，但他仍时时怀念故土，并深情地探究李家的历史，终于弄清自己和李登辉、李嘉诚先生均有血缘关系，都是皋陶直系后裔。
广东省大埔县左野乡唐溪楼下村是李光耀先生的祖居地。他的曾祖父李沐文有4个兄弟，因见家中生活困难，16岁就远渡重洋到新加坡谋生。沐文幼时聪颖好学，经常钻进李氏宗祠翻阅祖传族谱，因此知道：李姓从“理”而来。“理”在古代是一种官职，皋陶是尧的大理，所以他的子孙就以“理”为姓。到了商纣王时，理徵看到纣王迷于酒色，屡次进谏，结果招来杀神之祸。理徵地妻子深恐祸及子孙，就跌着儿子利贞逃出京城。一天，母子俩又饥又饿，便摘野果子充饥度命。不久，武王灭纣，又封利贞继任大理。为了纪念这么一段苦难历程，就改“理”为“李”姓，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祖宗是受了“木子”野果的恩典才活下来的。
李光耀上祖是由福建上杭县稔田李火德繁衍的后代。而按火德公传下的辈次算，李光耀为28代。
一次，李光耀与妻子柯玉珠谈到未来的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机遇和挑战正向我们冲来，希望新加坡出现成批的李嘉诚时说：“李嘉诚是我们的本家呀，听说也是火德公的后裔哩！”
台湾李氏宗亲会，在1997年举行了成立30周年大庆，出版专著转载《皋陶与六安》中的有关篇章，给六安皋陶研究会寄来了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元始大宗皋陶公”和“开姓始祖利贞公”的两幅画像（复印件）。利贞是皋陶的公孙，从利贞开始改“理”为“李”姓，所以说皋陶为“元始大宗”，而利贞是“开姓始祖”。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为李唐王朝作“宗室世系表”，按历代李姓宗支从皋陶一直排列到唐高祖。为此，唐明皇李隆基非常高兴，特追封先祖皋陶为“德明皇帝”。
民国初年，霍山县重修李氏宗谱，写诗云：“虞有皋陶周有耳（李耳，即老子），理先李后实相因。一朝景运开皇业，历代高曾秉国钧。族大自多新派别，思源犹是旧宗亲。漫从远祖说来祖，传到如今八百春。”
李瑞环曾说：“在同一个祖先面前，不论有多大的歧见都可以搁置，不论有什么样的恩怨都可以化解，所以华夏儿女都可以携起手来，万众一心，形成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另据专家考证，皋陶还是江、黄、赵、徐、皋20多个姓氏始祖。
弘扬皋陶再创辉煌
著名学者刘和惠说：皋陶作“土”，不仅是狱官之长，而且总揽内务和外务，相当于后来的宰相。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革新者角色，对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融合、国家的产生均作出重大贡献，他使中华文明呈现出最初的辉煌时期，所以历代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舜、禹曾表彰皋陶；孔子曰：“禹率皋陶与益……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司马迁多次赞扬皋陶；王充尊誉：“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王士衡(明代六安知州)《皋陶祠记》：“禹平水土，皋陶则以明刑弼教合谟敬帝，千古并称禹皋云。”
清代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自幼十分仰慕皋陶，腾达之后捐重资维修皋陶墓；上世纪50年代初，张治中先生来皖视察，特意停车凭吊皋陶；1981年，皋陶墓被收录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大辞典》；1989年，省将皋陶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省人大副主任江泽慧、省政协副主席王涉云相继率团来六考察皋陶文化，一致指出：“研究皋陶，可以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江泽慧同志还深情地回忆他的父亲江上青曾在六安参加过抗日宣传工作，因而对六安这片热土怀有特殊的浓厚感情，表示一定要为研究皋陶文化，兴建皋陶陵园尽心尽力；台湾来大陆拍摄《华夏揽胜》剧组，专程前来拍摄皋陶墓，后来在台广泛放映；1997年，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六安皋陶研究会联合举办全国皋陶文化研讨会，有50多为专家出席并撰写论文，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目前已成为世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对于皋陶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安徽省六安市也必将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瞩目的城市之一。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这不仅是六安人民的自豪，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骄傲！
历史告诉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振兴的希望之所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弘扬皋陶文化，为把皋陶封地、法制摇篮——六安建设得更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soso_e181:} {:1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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