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考评

阮礼军

   一、源起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明末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著名和思想家和政治家。由于《明史》以及《小腆纪传》等杂史，均锁定其为奸臣，后人对阮大铖更是讳莫如深，相关史料不传，谬误杂说叠出：《明史》及后世学术，均言阮大铖为怀宁籍；清吴伟业《鹿樵纪闻》及清徐燕《小腆纪传》，均称“阮大械，字圆海”；钱秉镫《阮大铖本末小记》，断言阮大铖无子；私家著述尽删阮大铖文字，邝露《赤雅》后附鲍廷博识语称:“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惧为先生辱也。”（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知不足斋丛书》）；官修史书多回避阮大铖详实，《安庆府志》及《怀宁县志》，除清康熙《怀宁县志》于卷二十五列人阮大械小传外，仅在《选举志》中著录其姓名科第，纪传概行从略……凡此种种，明末以来公私史集中阮大械的相关记述，不时有所改动，其生平细节日见模糊。

    阮大铖于明末的社会活动，长达三十余年，影响很大。考辩其一生事实与真相，对认识和解读明末的乱世景象，检讨有明一代的政治得失，均不失裨益和意义。

二、阮大铖出生之谜

由于《明史》的特别记述，乾隆年后的阮大铖籍贯争议不断，引发了桐城（今枞阳）、怀宁之说。《明史》中关于阮大铖的籍贯定论见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明史》为钦定正史，其“怀宁阮大铖”一说，后世文史基本沿袭，当代学人亦竞相引用，使阮大铖原本不太复杂的籍贯问题，人为复杂化。今天再恢复本来面目，反而困难重重。

阮大铖本于明万历15年丁亥(1587年)，出生于桐城县之山。清康熙《怀宁县志》卷25《文学志》载:“阮大铖，字集之，号石巢，峰公之曾孙也。万历癸卯年十七，举于乡。” 万历癸卯年，即公元1603年。在清康熙十二年版《桐城县志·选举》中，则明确记载阮大铖为本县丙辰科进士。此丙辰为万历44年（1616年）。据以上两家地方志的相关记述，阮大铖出生时间，均为明万历15年丁亥，即公元1587年。

除上述地方史志的记述，钱秉镫《皖髯事实》中，亦言阮大铖“我虽年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阮大械《咏怀堂诗集》卷四《乙亥元旦雨中试笔》中，有“墉知四十九年非”之说。这些散见之句，同样可推算出阮大铖出生于公元1587年。

阮大铖更具体一点的出生时间，可依据相关文史资料进一步推论。崇祯七年，桐城黄文鼎、汪国华作乱，攻占了桐城县城。黄、汪民变的平息，恰居乡里的阮大铖、方孔炤发挥重要作用。这场民变，实由阮大铖上下奔走联络军方，方孔炤深入虎穴与黄、汪周旋，最后由“兵备道王公弼率参将潘可大”予以剿灭。

关于这场民变的平定，由于阮大铖功在其中，故其曾作《石言十二首》（见《咏怀堂诗集》卷四）专事记叙，且每首诗前，都留有小序。第九首小序言“风雨舟行诣军府陈贼状，不自知其初度也”，说明参与平乱期间，正值阮大铖生日前后。清康熙《安庆府志》卷六“兵氛”载:“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二十三日，桐城土贼王文鼎(清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作“黄文鼎”)、汪国华等窃发，城遂溃…… 闰八月初三日兵备道王公弼率参将潘可大讨之，次于练潭镇”。阮大铖诣军府求救为八月，可知其初度即生日当在八月。

综上所述，阮大铖的出生时间，是为公元1587年8月。

阮大铖籍贯之谜，见于下节其家世的考证。

三、显赫先祖

阮大铖所属的桐城山阮氏，为明代桐城的地方大族。也因为这一点，后人一直即以地方旺族进行看待，而此阮氏一脉的真正源头，反被后人忽视。

阮大铖曾以“咏怀堂”和“遥集堂”命名自己的斋室，自编诗集同样以“咏怀堂”和冠名之。

据山阮姓所藏《阮氏宗谱》，当地阮氏便来源于庭坚氏。《阮氏宗谱》为道光庚寅岁阮易路重修，该谱载:“阮始高阳之后庭坚氏，即皋陶之孙。有功于商，故以其字伯元增邑旁以封于阮，在汾渭之间，周文王所救以成王业者是也。”

该书又载，伯元下传至阮况，遂开陈留尉氏派，阮况为此宗支一世祖。阮况下传四世至于五世祖阮璃，汉末以文章名世，为“建安七子”之一，其子阮籍、孙阮咸均列名魏晋“竹林七贤”之中。阮咸为陈留尉氏派七世祖，下传二十三世，乃有桐城一系。

四、 山阮氏根源

阮易路修《阮氏宗谱》中，有清晰的山阮氏原委。《阮氏宗谱》卷首载:“七世阮咸，琅长子熙子。传至三十世枞江，生唐咸通十四年，娶钱氏，生子六：守、家、宠、荣、实、富。公卒开运二年。按故枯主拜征南将军，乐桐邑山之胜，因家焉，开桐城山派。”

由此可知，阮枞江为桐城阮氏始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峰阮公墓志铭》（明李春芳《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七，国家图书馆藏）称:“晋黄门侍郎遥集自陈留受节镇皖，乐山之胜，因家焉。历唐讳极江者以大将军显，宋讳师简者以进士显，文武后先辉映。”

“遥集”为阮咸子阮孚之字，据此可知桐城阮氏开派祖先，即为阮孚。又明刊本阮大铖传奇《牟尼合》卷首题:“遥集堂新编马郎侠牟尼合记”。阮籍以《咏怀诗》著称于世，阮大铖以“咏怀堂”和“遥集堂”命名其斋室，目的在于追怀先世和自炫家门。以此推断，阮大铖及山阮氏族人，是以阮孚为其桐城初祖。至阮大铖时，阮氏一族迁居桐城，已逾600百余年。

五、 山阮氏盛况

明清以降，桐城地方人才辈出，文风鼎盛，史称“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有明一代，安庆府进士155人（清康熙《安庆府志》卷七《选举志》），其中桐城一县得76人。清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三《选举志》言：“桐，仕国也。人文秀出，炳匕麟匕。或列名容台，或观光上国，以至韬略素娴、奋迹鹰扬者代不乏人”，形成一批名绅巨族，累代仕宦，名播海内。

阮氏为桐城名门望族之一，早在阮大铖出生之前，《阮氏宗谱》中即载有出仕明朝为官者14人，并以阮大铖曾祖父阮鹗最为突出。

《枞阳县志》载：阮鹗，字应荐，号峰，今山镇阮家享堂人。曾受业欧阳德门下，研究王阳明之学。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提升为御史，巡按顺天。进士王联检举中丞胡缵宗诽谤皇帝，世宗大怒，革胡职；鹗独辩明胡冤，王联以诬告罪处死。当其督学顺天在涿州校试诸生时，倭寇迫近京城，鹗率诸生登城助守。寇退，他奏御寇十策，皆被采纳。

不久，阮鹗改任浙江提学副使。其时歙州徐海等勾结倭寇，侵占浙江沿海五岛屿，四出骚挠，为害猖獗。鹗至，督率诸生学习弓矢，练阵法，准备进剿。不多时，倭寇登陆，杭州戒严，城门紧闭，众百姓奔城下要求进城避难，城内官员怕倭寇乘机侵袭，不敢开城门接纳，数十万人在城外嚎啕大哭。阮鹗见状怒道：“为官本在为民，奈何坐视而不救?贼尚在数十里外，坐弃吾民于贼乎?”即手持剑督开武林门，并陈兵于城中以备万一，令负辎重者由左，妇女老弱者由右，依次进城，毋相践踏。命兵士跑马传餐送食，难民得以全部进城，无一受害。不久寇至，阮鹗率诸生壮士出城迎击，斩杀甚众，贼溃逃走。朝廷嘉其功，升迁浙江巡抚兼理福建。海盗首领徐海、陈东等率寇3万余围攻乍浦，阮鹗募壮士突贼围，夜间潜兵袭贼于嘉兴临平山，解乍浦之围。贼败逃桐乡打县城，鹗已先敌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40余日，总兵胡宗宪得以从容布置，设计诱贼，捕斩其首领。当时倭寇势力甚大，诸人欲以招抚了事，鹗独主张歼灭寇贼。他遂督兵从缙云直前，恢复仙居；再移兵雁门，乘雪夜登舟山重创倭寇。浙江平定，朝廷将其晋升一级，赐金币5枚。

阮鹗兼任福建巡抚时，沿海的海盗猖獗，民不聊生。为救民于水火，保障省城安全，他急率兵于洪山桥布阵，击败贼寇，俘获甚多，朝廷赏赐金币。是时闽军腐败，闻敌丧胆，临阵即溃。鹗刚来福建，因安排一段时间整理军纪没有及时出击，而御史宋义望则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轨；朝廷轻听谗言，将其革官下狱，后经闽浙仕民多方营救获释。隆庆间，长子阮自上书朝廷为父讼冤，但未准。神宗万历时，次子阮自华再次上血疏讼冤，诏复原官爵、赐葬、祀乡贤祠及浙江名宦祠。不久离京归里，在家乡聚生讲学不倦。著有《礼要乐则》2卷、《枫山章文懿公年谱》2卷。阮鹗墓在山北麓，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阮鹗身前身后事

阮枞江、阮鹗、阮大铖，是为桐城阮氏家族中至为重要的三个人物。除阮枞江外，后世史说对阮鹗、阮大铖均不同的看法和见解。明、清之际，对阮鹗持微词者不是少数，甚至与家族遗风及家族的道德缺失相联系，尤其是将阮鹗的是非，作为阮大铖世俗表现的历史渡海渊薮。

李春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函峰阮公墓志铭》载：“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乙已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简明允，精于谳比……丙辰升广西右参政，台省交章荐公有文武才，可大用。上擢公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巡抚浙江。”

对阮鹗的上述任用，尤其是“右佥都御史”一职，当是对阮鹗道德与人格方面的一种肯定。所以，政坛上阮鹗最终落败，必定存在外在因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峰阮公墓志铭》言：“公冒重围入桐乡。方贼之围城浃旬也，多方攻击，而公亦随机应之……城中危甚，即睢阳之急不是过也。贼又持总督红牌抵城下议和，人心摇惑，非公抗议固守，鲜不败者……时赵尚书文华出视师，与总督胡共持和议，乃公独锐然决战。会言官上疏罪议和者，诏下，专命公剿平。公得报，益自罄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击，贼遂大败四窜，巨魁陈东、麻叶、辛五郎皆就擒……檄诸道分兵四围，夜渡濠薄贼栅，火其巢。自寅至下酉，力战俘获甚众，徐海始就灭……上赐金绮者五，进秩者一，方乡用公而忌者愈忿，谋夺公柄，移公专镇闽……于古源、阳崎、长乐港、闽安镇凡十馀战，计任事不过数月，捷书飞奏，上大加奖异。奈何忌之者力谋倾公，乃指摘公糜费储晌，肆为萋菲，风闻论列，遂被逮至京……卒莫能中伤，落职归。”

阮鹗落职被逮之事，其墓志铭中虽记叙清楚，原因明白，但终属私家评论。所以，《明史》阮鹗本传（卷二百五）便另存他说:“寇犯福州，赂以罗绮、金花及库银数万，又遗巨舰六艘，俾载以走。不能措一筹，而敛括民财动千万计，帷帘盘盂率以锦绮金银为之。御史宋仪望等交章勤，逮下刑部。严嵩为属法司，仅黜为民。”

《明史》的结论，显然与阮鹗本人墓志铭中的说法相距千里：阮不仅收赃纳贿，还与奸臣严嵩扯上关系。不管《明史》的结论公允与否，阮鹗落职还乡确是事实，其一生清誉自然深受影响。

为消除这一负面影响，随后便有阮鹗二子替父讼冤之事。阮鹗之自仑、自华，先后伏阙上书，为父鸣冤。这一涉及宗族荣誉的大事，《阮氏宗谱》中特作相关记载。谱中所附阮鹗传记道:“伯子仑发愤上书阙下，万历间季子华复泣血讼公冤。诏复公爵，赐祭葬。浙祀名宦，皖祀乡贤。”至此，阮鹗一案终以昭雪而终。

阮鹗一案，本在明朝即已定论。明陈继儒《峰阮中丞别传》、徐复柞《花当阁丛谈》以及清马其昶《阮巡抚传》，均认同《阮氏宗谱》的观点，当为不谬。那么，《明史》中提出的问题，原因自在《明史》撰修者之中。《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载:“(康熙18年)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通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不难看出，博学鸿词出身的明史撰稿人，基本上都属明朝遗民，出于对先朝的复杂情感，修史时不仅列阮大铖于《奸臣传》，对阮大铖先祖宁可夸其过非，也不能言其是——这也是《明史》中言及阮大铖时屡见不实的主观之处。

七、阮大铖出继之谜

桐城阮氏聚居地，原名阮家享堂，位于长江北岸的山脚下，距枞阳县城四十里，今为山镇山村，是桐城阮氏发迹之地，又是桐城阮氏宗祠之所在。按《阮氏宗谱》记载，阮大铖系山大宗派爱云公二房峰公一支。爱云公名廷攒，字邦器，系阮大铖高祖，以孝友著称乡里。阮峰，为廷珊次子，即阮大铖曾祖父阮鹗。

老二房世居桐城山，阮爱云、阮鹗之墓均在该山脚下。检《阮氏家谱》：阮鹗为阮氏第五十四世祖，生三子自仑、自恒、自华。长子自仑，为嘉靖辛酉进士，不仕。后奉恩诏同子五品，赠兵部侍郎通议大夫。自仑亦生三子，名以鼎，以巽、以孚。次子以巽，为太学生封行人，再晋吏科都给事，又晋太常少卿加三品服，又晋封光禄正卿赠兵部侍郎通议大夫。阮以巽只有一子，即阮大铖。

明万历刻本顾起元《懒真草堂集》卷二十二《中大夫河南等处承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盛唐阮公墓志铭》言:“公姓阮氏，讳以鼎，字太乙，别号盛唐，皖之桐城人也……子一，即大铖，举应天癸卯乡试，盖公弟之子也。”

以上所述，阮大铖生父为阮以巽，出继阮以巽之兄阮以鼎为子。但检《阮氏家谱》：“（以鼎子）大锜，太学生，万历辛亥卒，葬阙。配金氏，生卒葬俱阙。”照宗谱所记，阮以鼎之子当为阮大锜，并无阮大铖。

根据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顾起元与阮以鼎为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同年，其说当可凭信——即阮大铖伯父阮以鼎乏嗣，阮大铖自幼即出继为以鼎之子，为阮家自仑一支长房长孙。究竟是顾起元所撰阮以鼎墓志铭有误，还是《阮氏宗谱》不实？再检《阮氏宗谱》：“（以孚子）大锜，太学生，万历辛亥卒，葬阙。配金氏，生卒葬俱阙。”由此可知，以鼎、以孚之子阮大锜，实为一人，一种可能就是：阮大锜同样是出继阮以鼎为子。

阮以鼎何以有二人出继为子？这便是阮大铖之子之谜之所在。

八、阮大铖之子悬案

《阮氏宗谱》记载：“大铖行传九字集之号园海，万历丙辰（1616 年）进士，历官光禄正卿，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生万历丙戌（1586 年）九月，卒阙。配吴氏，封安人，生卒葬俱阙。女一，适曹台望，奉内院洪批议将台望三子柽继立为嗣孙。”

依《阮氏宗谱》的记载，阮大铖自然无子。钱秉镫《皖髯事实》中，亦有同样的表述。钱秉镫不仅是阮大铖同时代的人，而且二人还是表兄弟，按理钱的记述不应有误。

吴作忠《传奇剧本<燕子笺>及其作者》中称：阮溶，嗜酒，好诗书，有才华，终生隐居于安庆城北的白龙山中，闭口不言自己的家世，无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故别号“一衲”。因友人刘鸿仪知其身世，故阮溶临死时再三嘱托鸿仪在其墓碑上只题“此饮者阮子一衲之墓”九字。鸿仪如所嘱，并携酒酹地吊之日：“酬君君不知，去去复回顾。一片纸钱灰，飞上梅花树。”阮溶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以父亲阮大铖之品行不端为耻。

《阮氏宗谱》收有方都秦撰《一衲公传》:阮，字季子，生长名族，幼宕逸不羁，不慕荣利，城溃（指皖城安庆被清兵攻占）后，益坚縻性，草筑龙山，读书纵酒，冬夏惟披一衲，因自号焉。工诗画，遗落世事，得酒即豪。时携模具、酒具、画具，命一樵童肩之以随，遇友人合志处淹留不返。常谓友人日：“我死即葬于草筑之侧。子辈当磨一片石题日：‘呜呼！此饮者阮子一衲之墓’十一字足矣。’未几卒。友人果葬之如约，且颜其居日：一衲庵。所著诗多寒素，画亦清绝。每岁晏，友人携只鸡絮酒以浇其墓。刘子超宗为诗吊之日：“酹君君不知，去去愎何顾。一片纸钱灰，飞上梅花树。’闻者咸太息，高其谊云。

《一衲公传》中的阮阮季子，究竟是谁？既收入《阮氏宗谱》，必为阮氏后人。既为阮氏后人，为何分不清哪一派系所出？这其中，必有隐情。依《一衲公传》所言，阮季子一为名人之后，其二有较全面的文化素养，其三本人不肯认祖归宗，他人了解身世。综合这些因素，考虑阮大铖的当世声名，认其为阮大铖之子，亦是合理推测。

阮季子为阮大铖之子，当为空穴来风。阮大铖避居皖城期间，曾作诗言及稚子候门的情景，当认定其当时应该有子。但阮后言“无子一身轻”，这“无子”不能断定其绝无生子的过去，只能说明他后来已无儿子。其当年之子，或夭、或亡，完全可能，且在由皖城去南京之前。

认为阮季子为阮大铖之子，且留在皖城，可属合理推论。《阮氏宗谱》对此不能认定或不便认定，故言阮大铖无子，只有一女嫁给曹姓，后将外孙曹柽继立为孙。到光绪二十五年，阮柽以下又经历十一代，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阮姓中的大户。

因谱中所记无子，当年阮大铖出继阮以鼎为子，便为该房绝后。故阮以鼎在收阮大铖为继子后，又改收阮大锜为子，宗谱中阮大铖又重回二房名下。

九、阮大铖怀宁籍始末

阮大铖自称“阮怀宁”，《明史》亦称其为怀宁人，均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基于事实，顺理成章——主要是阮大铖曾一度生活于怀宁境内，不过此“怀宁”并非今天的怀宁县境，而是指明怀宁县治所在地的皖城，即现在的安庆市区。

阮大铖一度生活在皖城，原因有二：一是嗣父阮以鼎迁居于此，二是其母昝氏本是怀宁人，阮大铖往来于此颇为便利。

桐城阮氏明时部分迁居怀宁，史料记载较为详尽。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三《阮巡抚传》载:“阮公讳鸭，字应荐，号峰……万历二十六年，子自华及孙以鼎同举进士。华官福建邵武府知府，鼎官河南布政司参政，其后移居怀宁，遂为怀宁人。”清康熙《安庆府志·选举志》、清乾隆《江南通志·文苑传》，阮自华名下均注为“怀宁籍桐城人”。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阮大铖12岁时，其叔祖阮自华与嗣父阮以鼎，同时得中戊戌科进士，其后移居怀宁，阮大铖应在此时随嗣父迁人，成为“怀宁籍桐城人”，而应试时仍籍在桐城，故清道光《怀宁县志》卷五《山川志》曰:“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

由于嗣父的关系，阮大铖的生活地自然离不开皖城。阮大锨《咏怀堂诗集》卷三有《访邝公露著夷土异书于三祖寺》五律二章题下，便自注“寺乃予少读书处。”此三祖寺位于安庆市内，太平天国时被毁。

阮大铖读书三祖寺，是因为其已入为长房嗣子，不宜与生父母过于接近。阮以鼎长年为官外地，难以兼顾家事，阮大铖的教养由祖父自仑代替。《中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金事盛唐阮公墓志铭》便言:“封公自仑举孝廉，是为清宇先生……稍长清宇先生教以博士业，而公意度宏远”。此见阮自仑曾教授长子以鼎以博士业，亦可见其家“以”字辈三子甚至阮大铖发蒙学业，均由阮自仑亲授。大锨经父祖辈慰勉教导，十七岁即乡试中举人。清康熙《怀宁县志·文学志》载:“阮大铖，字集之，号石巢，峰公之曾孙也。万历癸卯年十七，举于乡。天资骏发，名冠贤书。”

六年后，阮大铖嗣父阮以鼎病逝河南参政任上，逝前阮曾与祖父同往探视。《中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金事盛唐阮公墓志铭》:“已推河南参政兼佥事，备兵信阳，拜命日公业以积劳病亚图归省，而栓曹以中州缺官久，趣公之任。公舆疾驱入境，病大作，浸寻至不起，时己酉九月九日也。先是封公闻公病，携大钱视公署中，得执手与公诀。”

阮自仑35岁时尚得子以鼎，三子当中另两子俱以廪生终其身，希望当尽集于以鼎一人。阮以鼎河南任所大病不起时，74岁高龄的阮自仑不顾风烛残年，亲携长孙长途跋涉前往探视。此时阮大铖已23岁，一路照应衰迈祖父，看望嗣父。阮以鼎对嗣子阮大铖也一直备极关爱，寄予厚望。《盛唐阮公墓志铭》言：阮以鼎“谓大铖能继我志，抚之不膏如所生”。阮氏三代，便在他乡作生死袂。

除皖城三祖寺外，阮大铖少年读书处，尚有原籍桐城浮山。浮山位于山及桐城县城之间，由水路山至皖城亦可取道浮山。浮山“阮集之读书处”为清人题刻，位于浮山会圣岩景区（见题图照片）。浮山方氏与山阮氏，同为桐城大族，且为世代中表亲，两家往来密切。方氏方孔炤，后与阮大铖同中丙辰科进士。阮大铖读书浮山，当与投亲活动有关，也见其寄籍怀宁期间，仍多走动桐城原籍。

流寇侵入桐城、皖城后，阮大铖便举家迁出怀宁，入住南京。再由阮大锜入继阮以鼎，阮大铖重回阮氏二房，阮大铖之籍自当重归桐城——因为阮大铖生父阮以巽，终身廪生（县学生），《阮氏宗谱》中阮以巽的功名均属日后由阮大铖而追谥，其本人一直居里山，阮氏他迁居怀宁与其无关。

阮寿雄

阮贵贤

越来越到家了，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