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磨难加深的老同学情谊

阮志坤

李建诚是我的大学同学（照片6-1），虽然同班五年，但我俩还不是至交好友。毕业后在上海参加四清工作队，偶然经历了八小时磨难，加深了五年的老同学情谊，我们成为挚友。后来我们一起在北京参加541国防科研任务，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如今45年飞逝，建诚已在天津乘鹤仙去，愿借此文寄托对他的深深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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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6-1  1999年同学聚会留影（左2为李建诚）
1964年11月，我们刚从中国科大毕业的六名同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搞四清。分院行政处在上海郊区有一个小农场，种点蔬菜、养点家禽，在暂时困难时期为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就与昆山、嘉善、青浦等地的农村发生多笔经济往来账目。为了搞清一些有疑问的账目，工作组领导多次派李建诚和我到这些地方出差核实。
在江南农村出差，除了坐船，主要靠步行。一天，当我们核实完最后一笔账目的时候，已是傍晚五点钟了，我们向老乡打听去青浦县城能坐什么船，老乡告诉我们说：“从昆山开往青浦县城有一班船，傍晚六点多钟经过这里，你们到前村东侧的河边等着就行。”建诚和我抓紧时间向前村赶去，不料我们刚出这个村子老天就下起雨来，建诚穿着雨衣、我打着伞继续往前走。雨越下越大，江南农村的田间小路很快就变得泥泞不堪。我和建诚脚上穿的解放鞋，在这种泥泞的田埂路上就不管用了，我干脆脱掉鞋子光着脚走起来。建诚见我光脚走得快，也就脱掉了鞋子。他是天津市里长大的学生，光着脚走不了这样的泥泞小路，没走几步就摔倒了，浑身上下全是泥。幸亏他穿的是雨衣，上边的泥巴很快就会被雨水冲走。我赶紧回过去拉着他往前走。伞挡不住斜风密雨，我的下半身已经湿透了。我们手牵着手，侧着身子弯着腰坚持往前走，经过半个钟头才走完约300米的路程，到了老乡所说的河边，等待客船的到来。
雨不肯停下来，似乎下得更大了。幸好河边有个牛拉水车的棚子，我们就到里边避雨，耐心等待客船。天慢慢黑下来了，仍然不见客船的踪影，我们非常着急，不知道客船什么时候才能来？我们想找个老乡问一问，最近的村子离这里也有100多米远，大雨叫老乡都回家了，哪里有人可问。
我透过密密的雨丝往河道里张望，隐隐约约的看见，对岸的柳树底下似有一只避雨的小船，就用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上海话喊道：“对面的船老伯，到青浦的客船过去了吗？”“没有，你们等着吧！”又等了一个钟头，天完全黑了，客船还没有来。我再喊话给船老伯，请问客船还会不会来？船老伯回答说可能不会来了。
我们的情绪骤然紧张起来，在这个旷野里，前不着店，后不着村，莫非今晚就要在这个水车棚里站到天明？我因为下半身从里到外全部湿透，感觉特别寒冷，说话有点哆嗦。建诚因穿雨衣，只湿了裤脚，他还不觉得很冷。他把雨衣脱下来给我穿上防冷，这一着还真管用。我们站在棚子里，绞尽脑子想摆脱困境的办法。大雨仍然倾盆而下，夜色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摸进村子去求宿绝无可能，我们共同认识到，唯一的希望就在对岸的船老伯身上。于是再由我用“上海话”喊道：“船老伯，能不能用你的船送我们到青浦县城？”船老伯答道：“不行呀，雨太大了，我只有一件破棉祅，淋湿了明天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们只好继续默默地站在水车棚子里，祈祷上天赶快把雨停下来。夜深了，天更冷了，建诚也顶不住了，我们两人就并肩站着，他的左手搂住我的肩膀，我的右手搂住他的肩膀，雨衣披在我俩身上。把两个人的体温绑在一起，共同抵御这雨夜的寒冷。建诚后来还戏称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大概到了晚上十一点钟，雨点终于小下来。我再次向船老伯喊话：“船老伯，求您把我们送到青浦县城，我们给你加倍的船钱。”船老伯答说“半夜三更黑咕隆咚的，我还是不敢去。”我们从船老伯的话里听出一点意思，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敢做这件事。这时建诚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喊：“船老伯，我们是四清工作队员，有急事去县城，请你务必帮帮忙！”建诚这一喊果然灵验，船老伯很快就把船靠过来了。大约在半夜后一点钟，船老伯把我们送到县府招待所门口停船，我们出于感激之情给他四倍的船钱，他谢绝再三只收了两倍的船钱，并说如果你们不是四清工作队，我是决不会来的。
经历了这八个钟头的小小磨难，我和建诚的关系更加紧密起来，好像这八个钟头的相互了解远远胜过大学的五年时间。古人云“患难时刻见真情”，确实是很有道理的。此后40多年的人生历程表明，建诚是我一生的挚友之一。

附注：本节文曾在2009年9月26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网刋刋出。今天再次在《阮氏宗亲网》发表，一是为了怀念故友，二是为了联络失去联系的故友夫人杨承秀和两位女儿李爽英、李茂英。

阮干轩